“躲猫猫”网民调查团能否解真相?

事件回放
云南玉溪市北城镇青年李乔明涉罪被刑拘,1月30日羁押进看守所,4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.官方给出的调查报告认为,李是与狱友在玩“躲猫猫”游戏中发 生冲突,受伤身亡,排除看守所民警的责任.此事披露后,舆论哗然,带有戏谑、嘲讽意味的“ 躲猫猫”一词迅速风行网络.近日,云南特邀10名网民组团加入调查委员会,实地考察了解情况,希望帮助澄清真相.

看守所是惩戒场所,本该护卫森严并杜绝嫌疑人安全状况出问题.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地方,竟然发生了非正常死亡事件,而且对外宣称的致死缘由又是如此匪夷所 思.因此,整起死亡事件带有浓烈的荒诞色彩,其情节堪比最富想象力的魔幻小说.尽管其现实逻辑并非全无可能上演,但绝对超出了世情常理所能接受的范围,这 是舆论普遍排斥、乃至厌恶官方结论的主要原因.

“躲猫猫”事件绝非孤例,类似的社会事件同样还有很多,依次见诸周老虎、打酱油和俯卧撑等词汇所指代的舆论风波.在这些轰动一时的风波中,无一例外存在一个官方给定的调查报告,但其结论及权威性无一例外地受到质疑.“躲猫猫”致死案延续了舆论中的质疑趋势.公众渴望知道实情,却又对欺骗异常警觉.

云南此次迅速组织网友进入真相调查委员会,甚至担任委员会主任,目的就在于改善大众的不信任情绪.在具体操作中,试图少量引进外部观察者,调剂调查及其结论的官方口吻,软化舆论中质疑意见,总之是冀望于增强“躲猫猫”调查的公信力.因而,云南对网友的邀约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政府公关策划.由于针对“网民”这个开放而积极言说的群体,从舆论的最初反馈来看,这个旨在收获可信度的计划开了一个好头,以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为由,从而奠定了一个有利的话语地位.

只是,网民调查团由官方主导成立,被寄予厚望,然而它始终没有合法性基础.换句话说,网民调查凭什么介入事件?网民是否有权要求看守所、涉事警员及其他参考资料向社会开放?即他们如何突破坚硬的现实?如果参与者一触及关键部分,有关方面就以“调查正在进行中”婉拒,不能调阅监控摄像,无法与当事者对话,那么网友调查团与调查对象被是合法地相互隔离.

按照既定原则,网民调查团可以有自己的见解,但“躲猫猫”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以公检法的结论为准.从过程上看,网民如果不能够接近调查的核心环节,他们虽获邀却难于动摇早已定下的游戏规则;从结果上讲,网民调查团就成了全部调查安排中可有可无的参照成分.实质上,网民调查团成了身处外围的观摩团,大约连见证人的角色都谈不上,它无力道出事态的真实景象.

召集网民调查团是聪明的主意,也对网络舆论释放出善意,但它的成功取决于跨越现实政治障碍的能力,否则就有可能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.这个障碍就是政府输出真相的现有模式.在这个模式下,政府习惯于独自塑造自身的权威感,社会监督力量往往被排挤在外,政府威信虽历久而不得巩固.假如维护和挽救政府公信力的努力不能对症下药,反而舍本逐末,恐怕很难实现预期目标.

真相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,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,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真相焦虑症:或者不满于宣示的真相不被认可,或者担忧真相被抹杀.其实就“躲猫猫” 事件来说,对接社情民意的理想中介仍是大众媒体.在组建网民调查团的同时,有必要让媒体独立、自主地展开报道,让记者毫不费力地会见新闻当事人.只要让报刊网媒根据新闻规律运作,足可产生可信的真相.

若要真相赢得尊重,至少不能忽略一些核心事实,它们需要被集中追问、真实呈现.比如悲剧发生十多天了,尸检进行得怎样了,死亡与致死原因的对应关系是否严密.诸如此类.这些中心细节是营建真相、并令其确凿可信的基本材料.相较于网民调查团,政府促成社会力量自由取证必不可少.网络上的喧哗源自别处,不该仅仅用网络办法解决,这是需要继续求解的行政命题,也是常识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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